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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人杰《楚辞读本》的评点体系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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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“怨而不怒”作为创作风格,要求文学作品创造出含蓄蕴藉之美,是对孔子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以及“思无邪”等中和精神的继承。众所周知,在两汉
“怨而不怒”作为创作风格,要求文学作品创造出含蓄蕴藉之美,是对孔子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以及“思无邪”等中和精神的继承。众所周知,在两汉时期围绕屈原作品就有场大的争论。肯定者如刘安、司马迁、王逸等,否定者有班固、扬雄等,评论的标准很大程度上集中在“怨而不怒”上。
司马迁认为屈作是含蓄蕴藉的,抒发感情是正当的,而班固和扬雄指责屈原的理由之一便是:作品抒发的情感太直接,太显露,就是屈原没有做到“怨而不怒”,没有含蓄蕴藉,与儒家的诗教观不合。后世阐释《楚辞》者也都避不开这个话题。总体来说,方人杰《楚辞读本》在这方面的评点上还是中肯的。
对《九歌》主题的阐发
《九歌》在屈赋中别具一格,其中,寄兴说是《九歌》主题研究中最为古老的说法,也是流传最为久远的观点。
东汉王逸首肇其端,他在《楚辞章句》题解《九歌》时指出:“《九歌》者,屈原放逐,窜伏其域,怀忧苦毒”。在此,王逸交待了《九歌》的写作背景和时间及写作目的,强调其“,托之以讽谏”,拉开了寄兴说的大幕。

其后,宋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、朱熹《楚辞集注》《楚辞辩证》、明汪媛《楚辞集解》及清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等均在此基础上对寄兴说予以继承与发展。方人杰《楚辞读本》在解读《九歌》时,亦是标举寄兴说,在篇末总评《九歌》时便征引了王逸、洪兴祖的观点,并写道:方氏在此对《九歌》的成书背景予以概括,认为楚国沉湘之间风俗好祭祀,但祭祀内容辞令上浅陋。
屈原流放于此,对这些歌辞进行改造,使之有深远的审美意味,便形成了今人看到的《九歌》。《九歌》也影响了后代文学的创造,王维、韩愈都以此为师,加以模仿。在此,方氏对《九歌》达到的高妙的艺术成就赞不绝口,认为其文可学,其神难求。
在对具体篇章的评点中,方氏也是以寄兴说为纲,并对篇章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,由此可见,方人杰在具体的篇章评点中也是以寄兴之法附之。《东皇太一》篇以礼事神来寄托臣子对君主的竭力尽忠;《云中君》中以神不可留而人恒思念之来寄托臣子对君主的敬慕之深;《湘君》寄托对君主的忠诚与爱戴;《河伯》中显示出君恩之薄;《山鬼》中鬼为贱,喻己,人为尊,喻君,鬼慕人即是臣子思君之切。在方氏看来,整部《九歌》实是屈原寄寓忠君爱国之思的载体。
结语
方人杰以寄兴说对《九歌》进行解读,是对王逸等人的继承,当然也有一定的时代内涵在其中。明清之际,解骚者多以为《九歌》寄寓屈原对君主的思慕之情,实是以此解骚来寄托对逝去王朝的依恋之情。

而寄兴说在以后的发展中也日趋完善。近代至现代,学者们对《九歌》寄兴内容方面的分析遂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,马茂元强调其思想情绪对主题的渗透。而曲宗瑜认为,《九歌》中的香花芳草烘托了诗人的德行、理想和情怀,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寄托,可供参考理想和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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